门缝微微打开，一个小男孩探出头来，手中把玩着一辆旧玩具车。男孩仰着小脸，眼睛、眉毛以及抿嘴的姿势与我年少时的照片简直一模一样。那一瞬间，我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，站在旧家的门前。他开口询问：“你是爸爸吧？”我手中的钥匙掉落在地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屋里传来了许新柔的声音：“豆豆，谁来了？”小男孩应声道：“妈，是爸爸回来了。”我呆立在门口，心中如遭重锤，难以呼吸。

我未曾想象新婚之夜会以如此方式结束。婚礼散场，来宾们陆续离去，母亲也已被老陈送回家。我轻轻推开新房的门，看到许新柔坐在床边，手中捏着一叠纸。她抬头望我，眼中的光芒闪烁又渐渐熄灭。她将那叠纸递给我：“立辉，你看看吧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竟是一份体检报告，结论部分写着：子宫发育异常，生育能力极低。她低着头，声音如同蚊蝇：“我不想隐瞒你。如果你后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我想说什么，但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。

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垂下的睫毛上。她穿着红色的婚纱，头上别着一枚银色的小发卡。进门前，她还在笑着说要给我看个东西。可进入房间后，她沉默良久，最终从包里拿出了这份报告。我走近她，将她揽入怀中。她身子微微一震，随后慢慢依偎在我胸口，我能感受到她的肩膀在轻微颤抖。 “我不后悔，不许你说这样的话。”实际上，心中的波澜起伏不定。因为我也有隐藏的秘密，钱包里同样藏着一份检查报告，上面写着：男方精子存活率极低，几乎无法自然受孕。婚礼前一个月的检查结果让我无比沉重。

那天我在医院的走廊上，一直呆坐了两个小时，脑海中反复闪现的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不想拖累新柔。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她结婚，认为努力去爱她就能克服一切。然而，当我看到她的报告，内心深处却响起一声微弱的自白：“原来她也如此。”我心中的焦虑与恐惧开始加剧，我害怕没有孩子的未来，甚至恐惧自己会变成和我母亲一样的人。

母亲在我十岁时失去了父亲，此后变得对我极度依赖，将我的生活一点一滴都紧紧掌控，让我感到无比压抑。她常说的话是：“立辉，妈只有你了。”这句承诺伴随了我二十多年。当新柔坦白无法生育时，我感受到的绝不仅是心痛，更多的是害怕。同夜十二点，母亲给我打来电话，声音有些奇怪：“立辉，她跟你说了没有？”我愣了一下：“说什么？”她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没什么，早点睡吧。”挂掉电话后，我回首望向许新柔，她侧躺着，呼吸轻缓，似乎已沉沉入睡。

那份报告安静地放在床头柜上，边角微微翘起。我翻身辗转难眠，心中暗潮涌动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拨通了老陈的电话，要求他安排新柔去国外常驻十年，手续即刻办理。老陈沉默片刻：“那你太太怎么交代？”我回答：“我来告诉她。”挂掉电话，我打开床头柜，仔细端详这份属于自己的“不育”报告，三分钟后，我将其撕成碎片，冲入厕所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觉得她并不欠我什么，而我才是欠她的人，拖累她不如放她自由。

当新柔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正在厨房煎蛋。握着锅铲的手顿了顿，她缓缓回过头来：“去多久？”我说道：“十年。”她淡淡一笑：“你这是要发我走吗？”我无言以对。登机那天，她仅带了一只灰色小箱子，穿着一件米色风衣。当她在安检口外停下，回头看向我的眼睛时，我只得说：“你别后悔。”我立在原地，看着她通过安检，逐渐消失在人流中，我没有追去。

新柔离开后，家中冷清得令人窒息，连空气似乎都变得沉重。我搬回了公司附近的旧房子，婚房内的家具和她购置的绿植都未曾动过，只用一块白布盖住了沙发。母亲多次询问我的情况，我只说她是去海外发展了，公司安排，不好推脱。母亲听后无言，只微微动了动嘴角。头一年，我埋头于工作，每天加班，不敢给她打电话，惧怕一旦听见她声音，会忍不住说出“我想你了”。

第二年秋天，因公司出差的缘故，我得以前往离她居住城市仅两个小时航程的地方。我在酒店内不断打开与合上行李箱，终于决定拉开窗帘，外面车流不息。我坐在窗前等待了半个小时，最终决定披上外衣，打车前往她住的街道。门面不大，旁边有棵倾斜的桂树。我坐在街角的长椅上，静静等待，直到黄昏六点，看到她提着购物袋从超市走出。她穿着浅灰色毛衣，头发稍长，松松挽起。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，她走得慢，路过桂花树时停下，埋头嗅香气，我却无法鼓起勇气迈出腿来。

我在马路对面蹲着，手握膝盖，指节泛白。心中斗争不已，是应该走过去叫她的名字，还是就此袖手旁观。临出发前，老陈提醒我：“曹总，太太要是过得好好的，何必去打扰。”是啊，她过得似乎很好，尽管瘦了一些，但气色不错。在那个冬天，我处理完家里的琐事，决定去接她回来，却收到了她发来的信息：“立辉，我想明白了。我们的事情就到这里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