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10月6日，昆明的街道上依然残留着前夜秋雨的湿润，而省政府大院却弥漫着紧张氛围——龙云被迫移往重庆的消息四处传播，云南人民眼中的“云南王”即将告别故土。在送别飞机时，卢汉默默站在机坪边，瞬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已重如泰山，昔日依赖龙云的高台，如今只剩他一人支撑。因此，卢汉成了云南唯一的“镇山大王”。然而，随着抗战尾声的临近，蒋介石对地方军阀的不信任愈加明显。虽然滇军已扩编为“第一方面军”，但并非真正的嫡系军队，随时可能被调走。蒋介石一句话，就可能令这支滇军兵分两路，纵有荣华，心中却明白自己受到的拘束如同“紧箍咒”。

接下来的两年，卢汉把主要心思放在两件事上：保护自己的势力并准确判断形势。抗战结束后，法币的崩溃和金圆券的流行让云南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，卢汉也在其中审视局势。1948年秋，东北战场局势突变，解放军接连攻克数座城市，各地军阀派出间谍打听八路军动向，也在暗中与中共秘密联络。云南这条联络则由民盟成员杨维骏负责。

杨维骏是云南人，他的父亲与卢汉同在云南讲武堂。一次聚会中，卢汉半开玩笑地问：“昆明中还有哪些进了牢的‘小杨’？只要你告诉我，我去放人。”这句话让杨维骏内心火热：这位滇军元帅很可能想要转变立场。然而，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，卢汉对身边的将士们多次言明：“要保留实力，勿行激动，得看清形势。”他的口头禅是“审时度势，留条生路”。因此，他暗中派师长邱秉常到宣威“挂职”，并秘密输送弹药到滇黔桂边纵，为了隐秘，特别雇佣了日本司机。

此时，卢汉的暗线逐步构建，却因一起暴力事件险些化为泡影。1949年2月12日，昆明爆发了金融风潮，真假金圆券交织，数百市民怒砸银行，导致21人在冲突中被仓促枪决。新华社迅速对此进行严厉谴责，卢汉被列入“战犯”名单，地下党中也开始出疑虑：这位省主席到底可否依靠？质疑声传至卢汉耳中，他急忙召见杨维骏，反复强调“我绝无变节”。杨维骏为他起草了《云南和平自救要点》，连署名和信封一并送去香港，但这时保密局头子沈醉已开始盯上卢汉，进行严格监视。

进入8月，卢汉收到了来自重庆的电报：蒋介石要求他“面陈军情”。周围人劝说他不要前往，可卢汉却在思索中陷入两难：“不去就是叛变，去了也未必能归。”当晚，他嘱咐秘书：“若我能无恙，署名卢永衡；若被扣留，就用卢汉。”结果如大家所料，张群的调解让事情有所缓解，但返回昆明后，卢汉面临的“请捕共党”的命令如影随形，毛人凤亲自来到昆明，逼迫他在处决名单上签字。卢汉则装病推脱，并放言：“你逼急了我，我就交印信。”毛人凤愤怒却不敢彻底逼迫。

11月中旬，副总统李宗仁途经昆明，与卢汉共进晚餐。酒过三巡，卢汉提到了数百名被关押的学生、工人和商界人士，恳请李宗仁先行释放。李宗仁心领神会，点头应允。此后，卢汉毫无顾虑地决定，云南绝不能再成为战争的牺牲品。1949年12月9日，张群飞赴昆明，极力劝说卢汉带部队西撤至贵州，但卢汉已经无路可退，他当晚以“留客”之名将张群、李弥、余程万、沈醉等一众人数集中保护。所有军政要员含泪同意“听命中央人民政府”，唯独张群死抵到底。念及旧情，卢汉让人备机相送。

这一举动让外界震惊，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后来回忆：“我父亲当时认为，卢汉放走张群，确实是个失策。”与此同时，中共中央也得知消息，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，电报的发出被延迟。尽管消息已向四方发出，昆明的军警已基本散去，商家们开始悬挂红旗，民众的心思也逐渐向新政权倾斜，但卢汉却在静默中苦苦等待，整整三天无人回复。有人小声担忧道：“若是对方不认可呢？”卢汉仍坚定地说：“箭已在弦，不能回头。”

到12月11日凌晨，电报机的声响终于打破了沉寂。毛泽东和朱德发来复电，对云南的起义表示高度赞赏，并请求迅速重组武装、维护秩序。卢汉松了一口气，立刻下令：滇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，原西南野战部队迅速西进。十多天后，昆明街头出现了解放军的先锋部队，双方在无声中完成交接。一省之变，没有炮火，这在1949年战事频繁的背景下尤为珍贵。云南百姓日常生活未受影响，仍然享用着熟悉的“金鸡滇红”茶，唯一不同的是招牌上多了一面五星红旗。

但是，很多人开始追问：若当初没有放走张群，结果会如何？历史没有假设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尽管存在失误，卢汉却使云南避免了战火，保存了滇军的完整。对一位饱经风霜的旧军阀来说，这已经是能给予故土的最后一份贡献。